被再教育的新疆穆斯林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an article on Chinese re-education camp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9, 2019, and permanently available (no paywall) on Chinafile, here.
被再教育的新疆穆斯林
原文作者: Professor James A. Millward
2018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札尔肯特镇，一位名叫Sayragul Sauytbay （萨依拉古丽·萨吾提拜） 的前幼儿园院长，正在冷静地向法庭描述着一个被中国官方持续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座座全新的巨型 “古拉格” 已在中国西部，一个和阿拉斯加一般大小的地区建成。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新疆突厥穆斯林进行去极端化的教育和培训。萨吾提拜是哈萨克族，当时已经逃离新疆，并在向哈萨克斯坦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她的丈夫和儿子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她向法庭陈述道，2017年11月她从原单位被调离到一个新的工作场所。在那里，她被告知要给同是哈萨克族的被拘禁人员教课。她说道 “他们称那个地方为政治营 。。。 但事实上那是一个建在深山里的监狱。” 萨吾提拜在该机构里工作了四个月，据她估算那里关押着2,500余名囚犯，她知道与之类似的机构还有很多。最新统计显示，新疆大约有1,200多个这样的再教育营，其共关押着多达一百万名少数民族人员。其中数维吾尔人被拘禁最多，他们占新疆总人口的46%左右，其次是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以及其他民族人群。
萨吾提拜的公开证词是首个由中国公民提供的关于新疆古拉格的存在和扩建的证据。自2017年以来，已有不少记者和研究人员就相关事件进行过报道。他们分别是美联社的记者Gerry Shih (现就职华盛顿邮报）, Josh Chin （李肇华）， Clément Bürge, 以及华尔街日报的记者Giulia March。其他提供早期出色报道的研究人员和通讯员包括Maya Wang （王松莲）（就职人权观察组织），Rob Schmitz （ 史明智）（就职NPR）和Megha Rajagopalan （就职BuzzFeed新闻）。在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一下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对新疆报道的贡献。尽管有关新疆的信息控制日益严重，该部门多年来仍在坚持提供准确详细的当地报道，值得称赞。
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态度是坚决否认有任何再教育营的存在。随后，央视短期宣传了一个关于460,000名维吾尔人从南疆调离到另一处就职的事件。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类似就业计划的公告，官方也没有对此作任何解释。2018年8月，在联合国听证会上，中方代表面对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Gay McDougal的质问，再次否认了有任何形式的再教育营的存在。但他们承认新疆近期的确建了多所“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并采取了其他一些对抗“极端主义”的措施。同年11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中，面对各方再次施压，中方代表指责了 “少数几个国家” 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指控”，并重申道现存的再教育营只是为了提供职业培训以打击极端主义。
居住在新疆之外的人们最先了解再教育营的存在是在2017年。国外的维吾尔人震惊道自己正逐渐失去与家乡亲人和朋友的联系，首先是电话打不通，然后是社交媒体上被删除，最后是完全失去家乡的消息。在国外学习后返回或被迫返回中国的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在抵达后音信全无。等境外的维吾尔人能够探出一些风声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亲戚朋友已经被警方带去了再教育营：“去学习了” 是他们从被密切监视着的微信上得到的委婉说法。
到2017年的秋天，各种关于再教育营的照片和新闻开始流传。那是一座座建造在沙漠中颇具惩戒性质的建筑：四周是高墙和铁丝网的环绕，两侧是警卫塔和监视岗。关于再教育营内部的情况，外界所掌握的信息大部分来源于再教育营前囚犯们的证词。最早的证词来源于一篇匿名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还有一些是由Gerry Shih和Emily Rauhala 在哈萨克斯坦采访并撰写在了华盛顿邮报里。据这些亲历者描述，再教育营内他们必须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污名化伊斯兰教，批评自己和家人的信仰，观看官方宣传片，学习国文和中国历史。被拘禁者被告知他们的文化是落后的。有些人被要求背诵三字经，一个已经被中国其他地方遗弃了一个多世纪的儿童教学文本。再教育营内部空间很拥挤，所提供伙食很差。那些抱怨住宿饮食的被拘禁者会被单独监禁，挨饿，被迫长时间面壁思过，被拷在墙上，或将其手脚用螺栓固定在老虎椅上，甚至有被水刑或被电击的风险。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的Shohrat Zakir (雪克来提·扎克尔)在2018年10月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道拘禁于再教育营的人员必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接受现代科学知识，增强对中国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学习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刑法…和新疆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当地社会需求和就业条件…确保学员结业后能够熟练掌握1－2门职业技能。”
我们知道截至目前，几乎没有人被新疆教育集中营拘禁后释放出来，鉴于其课程安排的强制性，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我们也无法确定他们何时会被释放，以及即使他们被再教育营释放之后还会面临什么。越来越多来源于亲属证词，卫星照片和内部文件的证据表明，在经历过一系列再教育洗脑之后，被拘禁者会被安排在再教育营内或附近的工厂工作。
就职于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的Adrian Zenz（郑国恩）已研究证实了再教育营惊人的扩建速度，并估计出了其拘禁者的大概人数。Zenz (郑国恩)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媒体和党政期刊上关于新疆“去极端化”和“教育转型”的讨论。他识别出了承包商提出的78项有关于再教育营建造，扩建或升级的投标案。其中一些建筑的计划面积超过100，000 平方英尺，甚至有一所再教育营总面积达到900，000平方英尺。得益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学生Shawn Zhang 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关于再教育营的仓促建设和扩建的文案证据正由谷歌地球采集到的再教育营卫星照片所证实。随后也出现了不少专业远程影像公司与BBC及其他媒体合作而采集到的照片。所有这些都是再教育营存在的确凿证据。近期去过新疆的游客也评论道，大部分维吾尔商店都已关闭，街道上也明显没了往日潮涌的人群，尤其是15–45岁之间的维吾尔人已所剩无几。
Zenz (郑国恩)和多名研究者通过比较从泄露的文件中得到的数据以及当地官员关于人口数据的陈述，估算出现正关押于再教育营的总人数最少有数十万，多则超过一百万人。2018年2月，位于土耳其的一名维吾尔社会运动参与者（activist）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文件，并称其由新疆一名 “当地安全部门的可信成员” 泄露。该文件数据始于2017年年底或2018年年初。其中列出的拘禁于新疆县级再教育营中人员的总数为892，329（该数字不包括乌鲁木齐，和田和伊宁等大城市内建造的再教育营拘禁人数）。虽然该文件的出处无法得到确认，但若能证明其真实性，它可强有力地支持之前研究者给出的再教育营拘禁者总数为一百多万的估测。（美国国务院估计，大约有80万到200万的新疆穆斯林被拘禁于再教育营中）。所有这些估测都不包括一般监狱中监押人数近期的剧增：据中国政府官方数据显示，2016至2017年间新疆的刑事拘捕人数增加了20万人，占全国2017年总拘捕人数的21%。要注意，新疆总人口数当时才占全国总人数的1.5%左右。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拘禁了新疆成年穆斯林人口的10%以上。
中国政府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想到了两个理由：一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误解了伊斯兰教对于多数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人群的意义；二是当今共产党选择拥护以汉人为中心的民族同化主义，即使这一观念是与中国传统的多元主义模式背道而驰。（汉人数量在中国总人口数中占最多，但在新疆和西藏等旧殖民地区汉人数量不占最多数）
长居于塔里木盆地的现代维吾尔人的祖先，以及草原和山脉上的突厥部落（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祖先）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的几次浪潮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亚盛行的伊斯兰教和中东的伊斯兰教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和沙特家族资助的Wahhabi 和 Salafi 团体提倡的伊斯兰教有着天壤的不同。比如说，维吾尔人祈祷时可以参与诵经，舞蹈和音乐也不是禁忌。正如历史学家和长期研究维吾尔人的学者Rian Thum 在其颇具独创性的著作，The Sacred Routes of Uighur History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 中所呈现的：参拜受人崇敬的圣徒们的圣陵并将他们的故事传授于世人不仅构成了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而且在地域上也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Thum 写道，苏菲圣徒在维吾尔伊斯兰教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在新疆境内的圣陵间的巡回朝圣之旅就已经是与去麦加朝觐相媲美的可接受的替代品。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策倾向于削弱本土的维吾尔伊斯兰教，并通过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强制执行一种掺杂着沙特阿拉伯逊尼派作风的理想化的伊斯兰教版本。除了反映北京与利雅德的外交联系外，这些政策可能与中国传统观念相呼应。这种观念源于历年来佛教千禧年主义的熏陶，即认为宗教具有安全的“正统”和危险的“非正统”表达。
虽然共产党在那之后尝试逆转新疆伊斯兰教被“阿拉伯化”的风险，但它并没有修正其对维吾尔伊斯兰教中苏菲派实践的不可容忍度。通过压抑维吾尔文化的表达，歧视维吾尔人，并在无意中推广一种更符合沙特实践的伊斯兰教版本，中国政府从外部增加了Salafi思想对维吾尔人的吸引力，同时又削弱了对这种意识的本土抵御。就职于新疆大学的国际知名维吾尔文化与宗教学者和民族志学者Rahile Dawut （热依拉·达吾提）本可以向中共当局解释这一切，但她也成为了当前再教育营大规模拘禁的受害者。达吾提在2017年底失踪，至今了无音讯。[1]
新疆变成当今中国政府的领土只是因为满族统治的前清朝帝国（1636–1912）在18世纪征服了这片土地。其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也吞并了今天的蒙古和西藏。清朝在轻度军事监督下通过当地精英治理维吾尔人，同时也促进了贸易和农业发展。它禁止外来人员在维吾尔人口密集的地区定居，以免破坏当地的稳定。清朝也没有干涉维吾尔人的宗教，食物或衣着。这种允许文化多元化的帝国主义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运作良好。尽管在新疆西南部发生过一系列来自中亚的小规模入侵，但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该地区总体上是和平的，维吾尔人口也得以增加了五倍， 经济也得到扩张。新疆之后出现的骚乱始于清朝因为忙于镇压其他地区的叛乱而切断了为其新疆官员和士兵提供的资金。随之而来的是腐败，叛乱和入侵。
在北京试图重新掌握和维持对新疆控制的同时，一场辩论开始展开：到底该怎么治理新疆？是采用清朝式的帝国民族多元主义，还是以汉人为中心的民族同化主义。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龚自珍和左宗棠将军（与一鸡肉菜肴同名）都主张安置汉族民众在新疆定居并由汉族官员（而非满族或本土民族官员）对新疆进行殖民统治。左宗棠的继任者在有限的程度上曾实践过这一想法，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此后，直到1949年共产党掌权，新疆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动荡起伏，变得分崩离析。期间大多数在新疆掌权过的统治者，无论是汉族军阀，穆斯林反叛军还是苏联傀儡，都围绕民族多元化思想对各个民族聚集地采取了分开治理：即让维吾尔人治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治理哈萨克人，蒙古人治理蒙古人，汉人治理汉人等。
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将这种已在新疆根深蒂固的民族多元化治理方式推广到了全国。当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重新占领在中亚的前清朝帝国领土时，它也面临了与以俄罗斯人为中心的苏联共产党同样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帝国而又看起来不像个殖民者？中国政府大致效仿了苏联的例子，即官方认可了55个非汉族群体为少数民族，赋予其特殊权利并载入中国宪法。一些名义上自治的行政区域重新以民族名称命名：如像新疆和西藏等省级地区被改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
中国政府的民族制度也与清朝帝国多元化治理的个别方面相呼应：在共产党最高权利之下，56个民族（包括汉人）本应当平等。从理论上讲，汉文明并不优越于其他文明，但在实践上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共产党的确有两次摆出了捍卫少数民族群体以反对大汉主义的架势，就像苏联当年谴责 “伟大的俄罗斯沙文主义” 一样。不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制度大体上歌颂了中国的文化多样性，鼓励以非汉语言出版，将少数民族头像印在钞票上，并让他们穿着鲜艳的 “传统” 服饰现身在公众活动中。虽然在西方观察者眼里，在俗气的游行中唱歌跳舞的少数民族更像是被刻意异域风情化，但只要这一切推崇他们的文化，中国的非汉民族在整体上是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国多元文化共存主义的。维吾尔族经济学家Ilham Tohti（伊力哈木·土赫提）在2014年因 “分裂主义” 被判无期徒刑，但其最强烈的批判也不过是敦促实践已成文的对少数民族友好的法律和宪法规定。
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许多中国政治理论家将苏联的瓦解归咎于其民族政策，并开始对中国的多元主义民族制度进行重新评估。尽管经济快速增长，曾为前清朝帝国领域的新疆和西藏仍然是动荡不安的。尤其在2008和2009年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暴力骚动之后，北京一些与中共领导关系密切的民族研究学者建议中国政府的民族制度是骚乱根源的一部分，并开始讨论如何修改现有民族政策。
作为激进版“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最强支持者，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胡联合（当时是反恐研究员，现就任于中共统战部领导层 ），争辩道只有同化少数民族，使其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才能实现稳定。两位胡姓领导人实际上提出的是放弃借鉴于传统帝国多元主义的中共民族政策，并提倡用单一民族认同的概念取而代之。这不禁让人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欧洲民族主义。
诸如“交融”，“融合”和“一体化”等术语开始频繁出现在讨论里。2015年期间有不少学者们就汉化异族这一概念是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得到实践过的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汉化这一普遍却无根据的观念早就被西方学者和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驳斥过。他们认为相邻群体之间的文化适应是可能发生。但所谓的同化过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单向强加就能实现的。然而，将汉化视作中华文明的神奇力量这一想法对中共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毕竟与之伴随的是那个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和平扩张的寓言。
为实现从帝国多元主义到汉人同化主义的过渡，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也在妖魔化宗教。虽然中国官方至今仍然公开谴责国外和个别人士的极端主义思想，并将其报道为新疆和西藏出现骚乱的根源，但党报和泄露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认为宗教信仰本身与其所希望的统一的泛中国人认同相矛盾，并希望能够尽快治愈维吾尔人所谓的离经叛道的思想。2017年10月新疆共青团在网上发表的一个音频录音演讲，内容多次引用了医学比喻：
如果我们不根除宗教极端主义，那么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就会像无法治愈的恶性肿瘤一样蔓延开来。
虽然一些被灌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人还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但他们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这种疾病随时都有可能表现出来，一旦症状暴发将会对公众造成严重伤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及时被送入再教育营进行治疗，要将极端思想病毒从他们大脑中清除出去，恢复他们的正常思维。我们必须澄清的是，被送入再教育营接受治疗并不算强行逮捕，也不能被认为是将个人锁起来进行惩罚的一种方式。这是一项拯救他们的全面的，综合的，详尽的救援任务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对新疆动乱局势的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新疆断断续续经历了几次群体抵抗事件，其中包括学生游行，小范围的起义（在喀什地区巴仁镇），公共汽车和酒店的爆炸案，以及1997年在伊宁市（伊犁地区）由重大示威活动转变的暴力事件。2001年之前，中国政府一般都会将这种“反革命政治”事件归咎于“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些指称虽然在20世纪末期已不合时宜，却确实承认了维吾尔民族身份认同和其宗教的根源。然而，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利用布什政府在“全球反恐战争”中使用的术语， 将所有涉及维吾尔人的群体抵抗事件重新定义为伊斯兰恐怖主义。中国国务院于2002年初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其中详细描述了1990年代因 “恐怖主义” 行为造成的162人死亡和440人受伤，并列举了一些维吾尔族分裂主义团体。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白皮书提到了群体抵抗事件与其列举的团体的直接联系。
2002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就是否谴责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表决中，布什政府以中国投赞成票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将一个维吾尔政治群体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发起于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尽管其组织非常小规模，但因为有证据表明它与奥萨马·本·拉登有过一些联系，便被选中成为了国际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坦” 是突厥群体为其在1933年和1944年至1949年间在新疆部分地区建立的两个短暂存在过的的独立国家所采纳的名称。如今很多移居于国外的维吾尔人比起“新疆” 更偏向于使用该称呼。 “新疆”是个充满殖民主义心态的名称，其字面意义为“新的疆域”。）
中文白皮书里并没有声称ETIM犯下任何暴力行为，但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却错误地将白皮书中提到的所有10年来的暴力事件都归咎于ETIM所为。由此诞生了一种在中国国内外仍然普遍存在的观念，即有一个有组织的恐怖分子团体对新疆的分裂主义暴力事件负责。（2003年，当巴基斯坦军队在瓦济里斯坦杀死其领导人Hasan Mahsum后ETIM便早已瓦解。然而，不久后有人在视频中声称已秉承了ETIM的衣钵，并开始以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为新称号行动）
尽管有中方宣传和外国媒体的不断警告，但多年来，被预言无数次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并没有得到实践。从1990年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虽然新疆并非自始至终地稳定，但所发生的事件并不与对平民进行随机攻击的圣战模式相符合。尽管所有维吾尔人的群体抵抗事件都会被中国官方声明和央视媒体贴上 “恐怖主义” 和 “分裂主义” 标签，但西方观察者对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大多数暴力事件的解读更多是 “骚乱” 或 “抵抗” 而非“恐怖主义”。比如说，街头示威或袭击当地政府办公室或农民持刀具，农具来袭击警察等行为并不能算是恐怖主义。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爆发示威活动，在遭到武警的镇压后示威瞬间转变成了暴力抵抗，随之而来的是文革以来新疆经历过的最血腥的骚乱。近两百名汉人死亡，数千名维吾尔人被捕，随后的日子里，还有很多在汉人自发组织上街时莫名死亡的人。中共官方并没有公布在骚乱中以及之后的社会强烈反弹中发生的的维吾尔族伤亡人数。为此事件，当局切断了新疆的电话和互联网服务长达10个月。 （据报道，这种互联网“紧急关闭按钮”已在全国各地安装完毕。）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确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种族暴动，但它绝不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或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然而，2008年之后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以其随机袭击平民的模式和可能的宗教动机让人不禁想起圣战恐怖袭击。2008年3月，一名维吾尔妇女在飞机起飞后试图点燃易燃液体。 2013年10月，一名维吾尔男子带着妻子和母亲驾驶一辆SUV驶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造成两名游客当场死亡; SUV的乘客在车随后爆炸时死亡。2014年3月在中国西南部，八名持刀的维吾尔人进入昆明火车站，事件死亡人数31人。同年4月，当习近平主席访问新疆时，三名持刀人士带着爆炸物（可能失灵）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发动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同年5月，驾驶两辆SUV的五名袭击者在乌鲁木齐市场街道上炸死了43人。2015年9月，在一起更可能是劳资纠纷而非恐怖袭击的事件中，据报道有17名维吾尔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新疆拜城县袭击了一座煤矿，最终导致逾50人死亡。袭击者随后逃进了天山山麓中，经过长期的搜捕后，中国军队最后用火焰喷射器将他们揪了出来并当场射击致其死亡。
这并不是说中国不会面临来自维吾尔人的暴力抵抗，但中国政府显然夸大了这种可能性，更将其误认为是恐怖主义，并采取了过度的，肆意的措施来作为回应。经历了多年的“严打暴恐”运动，并在2016年8月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党委书记后，新疆突厥穆斯林群体的处境迅速恶化。陈全国来自河南省的一个贫困家庭。在那里他开始了从政之路，并一步步高升，最后成为时任省长李克强的副手（现为中国总理）。2011年，陈全国被派往因为暴乱和僧人自焚而几乎要失控的西藏。陈全国通过展开全方位监控，在西藏城区密集分布了便民警务站，并新增成千上万的警务人员来镇压暴动。陈全国将这些技术引入了新疆，并从2017年开始在全方位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又迅速建造了再教育古拉格。 此后他还被任命为中国政治局委员。
自陈全国就任以来，新疆招募了数以万计的警务人员，甚至可能已经使该地区的人均受监督程度高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德。陈全国建立的全方位监控系统最突出的表现包括每隔几百米就有的警务站，武装人员和装甲车的不间断巡逻，以及无处不在的安检。最近的报道还揭示了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展的监控网络。它包括摄像头面部识别，手机内容扫描，GPS车辆跟踪以及通过对新疆居民及其家属的旅行历史和宗教习俗的强制性调查而收集到的DNA，指纹，虹膜，声纹，甚至步态参数等个人数据。这些调查结果都是给个人计分用的。比如说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因为定期祷告而失去一定的分数。又比如若一个人民族是维吾尔族，其也会被自动扣除10分。
一些维吾尔人独有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或被法律禁止。曾经被允许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实行的维语教学已被淘汰。新疆当局如今定义为“极端主义”表现的事物或行为有：面纱，头巾，“不正常胡须”，罩袍或类似罩袍的服饰，斋月禁食，问候时说assalam alaykum（阿拉伯语中的‘愿平和安宁与你同在’ ），避开酒精，不吸烟，给新生儿取有“伊斯兰”意味的名字，如穆罕默德或法蒂玛，星星和新月的符号，宗教教育，出入清真寺，举办过于简单的婚礼，举办有宗教意味的婚礼，举办没有音乐的婚礼，埋葬前清洗尸体，埋葬尸体（而非火化），参观苏菲圣陵 ，苏菲宗教舞蹈，双脚分开祷告，有国外游学或旅行经历，对国外游学或旅历感兴趣，与身居国外的朋友或亲戚有联系，家中有禁书或手机中有不该有的内容，不收听国家电台或不收看央视等。很多维吾尔文化，学术和商业方面的精英，包括大学高级管理人员，报社或杂志社主编等，即使都没有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信仰，但他们都被再教育营拘禁了起来。
中国政府官员们以治愈“极端主义”为名全力推广这些政策。然而，官方对于“极端主义”的定义已逐步扩大：如今不仅是参与世俗化宗教活动的行为，即使只是身为维吾尔族也有人会被强制关押在再教育营里。正如Thum所说的那样 “坚持自己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同是又不违反这些新规定是完全不可能的”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收集到的口供，当地官员已承认他们被分配了关押指标配额用以拘禁特定数量的穆斯林到再教育营去。2016年，新疆党校学者邱媛媛发表了一份研究文章（现已从网络上消失）。该研究明确警告 “不顾一切地为教育转化设置数字目标” 只会适得其反。该文章的出现也表明共产党内部当时也在讨论再教育营配额的问题。根据当地数据，Zenz（郑国恩）估计目前有多达10％至11％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族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并且有部分地区被分配了高达40％的配额，再教育营关押容量也在不断增加。
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的措施带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特征：即这是一个颇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机制。新疆的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以10户家庭为单位的集体监督体系，即维吾尔族家庭间需要彼此监视对方，彼此为对方行为负责。由于一些恐怖袭击事件涉及刀具（再加上汉人认为所有维吾尔人都必须携带刀片），新疆当局实行了严厉的刀具控制：即在销售之前，包括厨房用具，所有刀具都必须刻上带有买方个人身份证号码和其他数据的二维码。 自那之后，连在餐厅厨房做饭的维吾尔厨师使用的刀具都会用铁链拴在墙上。
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城市居民下乡的做法如出一辙，2014年起，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开始被派遣到维吾尔族家庭居住一段时间。2017年12月，多达一百万名共产党干部被动员参与“结亲周”活动，并陆续入住到维吾尔族家庭中，同吃同住为期一周。在这些频繁的走访逗留期间，汉族官员被要求教授维吾尔“小兄弟”“小姐妹”们汉语，教他们了解习近平思想，并在家中唱中国国歌。
在一个新疆共青团制作的宣传“结亲周”活动的的音乐视频里，汉人穿着靴，背着背包抵达村庄，仿佛是在野营探险中。汉人和维吾尔人看书，打扫庭院，和一起吃饭的画面都一一出现在了视频里。在背景配乐中，是一位歌手用中文说唱道，生活在维吾尔人之间可以帮助党员们重温总书记习近平多年前在陕西农村当“知青”时期的浪漫革命情怀。
2017年年初，来自新疆兵团广播电视大学（BBTU）的教职工团队抵达和田地区墨玉县，雅瓦乡的阿克切坎勒村。根据这一团队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他们此行家访更多是为了监视而非促进民族团结： “[BBTU]工作团队非常坚决。他们有能力把阿克切坎勒村的住户人家屋顶全部掀开，拉开窗帘视察，并铲除毒瘤。” 在兵团工作队访问结束后的几个月，阿克切坎勒村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已经消失在再教育营中。
中共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禁并强制灌输共产党思想都旨在强行转化和重塑他们的身份认同。转化这一词不仅出现在再教育营的中文官方名称“教育转化培训中心”中，也出现在了“去极端化”条例中。中共已逐渐发现伊斯兰宗教信仰甚至非汉文化都不利于其实现同质化中国社会的目标。
像这样将训练不足的警务人员匆忙集结用以强行关押多达一百万人的操作是非常危险的。即使假设新疆再教育古拉格能避免大规模虐待，强奸和杀戮，甚至常常与这些罪行相伴的种族灭绝，再即使假设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民能忍受再教育营造成的心理创伤，再教育营的存在还是中共酿造的巨大悲剧。建造再教育营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摒弃了中国传统，并开始采纳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治理其多民族社会。这是多么地不符合那个中共憧憬塑造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是想到中共曾经还是实行过自治区，经济特区，以及“一国两制”的概念的。
中国政府曾经颇具创造性地试验过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主权的模式，以解决前清朝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中共为此所实施的政策理念多来源于前清朝的实践（即帝国多元化，边境贸易飞地，免税区，条约口岸）。这所谓的“新疆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当今的中国政府是否能容忍多样性？还是说中共打算通过将异族关押在集中营的方式，就像它在新疆正在做的那样，来解决其西藏，香港和台湾问题？
[1] 达吾提主要以维吾尔文和汉文出版，但在撰写关于麻扎或苏菲圣陵时用英文出版。比如达吾提曾与Sugawara Jun （菅原纯） 合作编辑Mazar: Studies on Islamic Sacred Sites in Central Eurasia （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16）。2013年在纽约鲁宾博物馆举办的摄影展里，Lisa Ross的摄影作品呈现了维吾尔圣陵的惊人多样性和抽象之美。这些作品收录于她的著作 Living Shrines of Uyghur China (Monacelli, 2013) 中（见第40页插图）。书中还收纳了达吾提的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