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教授的武汉热干面回忆

Originally published as『一位美国教授的武汉热干面回忆』[An American Professor remembers Wuhan’s Hot Dry Noodles]. Global Times 环球网 25 January 2020.

1981年，我第一次去中国住在武汉，当时我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理工大学)教英文并学习中文。我去中国是机缘巧合，由于之前有位教授本该去教英文，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当时是波士顿大学英文教授的我母亲临危受命来到武汉，我随她同往。两周之后，我们到达武汉，当时春节刚过。我不认识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也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很快知道了武汉著名的热干面有多好吃。在校园里有个小卖部的地下室有个热干面摊，每天早上五六点外面就排起长队，大家手拿大锅大碗来买面回家当早饭。如果我没记错，面摊老板有个小流水线：他将定量的熟面放入碗中，撒上芝麻酱，淋上酱汁，撒上剁碎的辅料。在美国，所谓的“芝麻面”很普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听说过担担面。热干面是同一类面食，却与无处不在的“芝麻面”截然不同。自从我离开武汉之后，我在中国和美国都吃过热干面，不过和我当时在武汉吃的热干面味道相比总是差了些什么。我在武汉吃的热干面辛辣开胃，我边吃边出汗，尤其在武汉春夏之交，拂晓清晨温度已经有摄氏30多度。

虽然在华中工学院时我才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但我已经算是“外国专家”，我丰厚的月收入是250元人民币，用外汇券支付。我的工资高于当时华中工学院的全职教授。我可以不假思索的去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自行车、钢笔、棉袄、月琴、高级茉莉花茶，甚至是巧克力。我在友谊商店买东西，并很快发现这里只收外汇券，一般的武汉市民无法在这里购物。大学的管理者希望校园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仅在专为外国人开设的食堂用餐，外国人和中国的教职工住宿也是分开的。我们有不少现金，但是大学没有给我们一般教职工使用的来购买粮食等主食的粮票。我模糊的知道有两种货币在流通，分别是外国人使用的外汇券和一般市民使用的人民币，但我起初根本不知道粮票是什么。

我每天很早就加入了买热干面的队伍，不过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粮票的用途。我站在小卖部的地下室等待，轮到我时我就递过去几毛钱现金。接下来面摊老板总会和我后面的排队的人有一小段湖北话的讨论。我听不懂。后面排队的人就会站出来一个，上前一步给面摊老板一张很小很旧的印花纸 ，也就是一张粮票。面摊老板就会应了一声在我的碗里盛面拌面。当我意识到武汉人所给予我的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我当时是一个月收入在250元的美国男孩，武汉人愿意给我他们全家吃饭依靠的粮票。我开始向给我买热干面的人还钱，他们从不接受。毋庸置疑我在校园中是为数不多的老外，每个人都大概知道我是谁。所以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爱吃热干面的美国男孩，所以他们集体决定每天将每家的粮票给我几两。

如今我成了中国历史的教授，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教授未来的美国外交专家。39年前我在武汉生活，39年后，美中关系更为复杂。我经常评论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现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蔓延，武汉人民在春节之际被隔离无法出城。我想起我在华中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那些我不认识但贡献了他们的粮票只为让我吃上热干面的好心人们。他们矜持的友好、不求回报，对于一个陌生外国人的好意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武汉加油!多保重! 新春快乐!谢谢你的热干面!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 米华健